即便垃圾不够烧，为何分类不能停？|焚烧变局②

近期，业内关于“部分垃圾焚烧厂因入炉垃圾量不足而产能闲置”的讨论，引发了一个公众普遍关心的问题：当末端处置能力出现富余时，前端生活垃圾分类是否仍有必要？

对此，专家指出，焚烧厂“吃不饱”与垃圾分类并非非此即彼的矛盾。清华大学环境学院教授刘建国表示，垃圾分类的核心目标在于焚烧前的资源最大化回收，而非单纯为末端提供燃料。其价值体现在精准的资源匹配、有害物质的无害化预处理，以及降低整体环境成本上。

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最新印发的《循环经济发展“十五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也为这一问题的解答提供了政策注脚。业内人士分析认为，《规划》的逐步落地，将推动生活垃圾分类向精准化和常态化迈进。这不仅不会因末端产能变化而削弱分类的必要性，反而能为垃圾焚烧的精细化运营和资源化利用创造更有利的技术与市场空间。

分类与焚烧非对立关系，而是紧密协作的协同关系

“垃圾分类推行以来，人民群众的认识进一步深化，初步形成了自觉，垃圾分类覆盖面和普及性大幅提升。” 中关村绿创环境治理联盟首席专家曲睿晶说，“应继续通过垃圾分类，形成崇尚生态文明的社会风尚，为生态文明建设奠定坚实的社会、群众基础。”

对于垃圾焚烧厂“吃不饱”的现象，中华环保联合会能源环境专委会秘书长郭云高指出：“垃圾焚烧得以快速发展，是建立在建筑垃圾被严格分离的基础之上。因此，焚烧得益于分类，并不排斥分类。目前，垃圾焚烧厂‘吃不饱’与分类关系不大。”

北京朝阳环保有限公司的一位工作人员也向记者坦言，尽管现有技术能实现无害化焚烧，但作为运营方，还是希望送到焚烧厂的垃圾热值高一些，不可燃物质尽量少一些。

因此，垃圾分类的本质目的，是将“湿漉漉”的厨余、“有毒有害”的杂物以及“高价值”的可回收物从混合垃圾中剥离出来，将最适宜焚烧的高热值物留给焚烧厂，既可实现资源回收利用，又能保障焚烧厂的能源转化效率。

从全球视野审视，一个有趣的现象是：垃圾分类做得好的国家，往往也是焚烧比例较高的国家。例如，日本垃圾分类堪称全球典范，但其仍有超过80%的垃圾被焚烧处理。这表明，分类与焚烧绝非“二选一”的对立关系，而是紧密协作的协同关系。

这也揭示了垃圾管理的深层逻辑——分类是为了促进资源循环利用，而焚烧则为分类提供了兜底的“出路”，让那些无法回收或者回收利用价值较低的残余物，也有地方可去。

正是基于对这种规律的深刻理解，国内先行城市已开始将“高效焚烧”与“精细分类”结合起来，推动生活垃圾处置提质增效。近期，上海市率先‘落子’，出台了《上海市生活垃圾分类提质增效三年行动计划（2026-2028年）》。这份方案不只是在旧框架上修修补补，而是试图用3年时间，让“源头分得清”和“末端烧得净”这两条腿，迈出协同配合的新步伐。

近日发布的《固体废物污染防治“十五五”规划》也从技术层面，给予了垃圾分类政策支持，提出依托国家科技重大项目，重点攻关智能识别、精准分拣这些跟垃圾分类直接挂钩的技术，同时支持有条件的企业开展固体废物处理处置先进技术装备研发及应用。

“说白了，就是要用科技把分类这件事变得更容易、更划算，让垃圾资源化利用之路走得稳当些、长远些。”一位不愿具名的国有环保企业研究人员说。

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可持续，具体应该怎么分？

《规划》提出，到2035年，循环经济高质量发展体系基本建立，主要资源利用效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循环经济发展基于精细化的垃圾分类，那对生活垃圾来说，具体该如何分？

“目前，垃圾焚烧已逐步成为我国生活垃圾处理的主要方式，与之配套的收运网络也在持续完善。”中国城市环境卫生协会秘书长刘晶昊指出，下一步，应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推动分类方法由繁到简，让群众“记得住、分得清、操作便”，从而提高公众的接受度和参与便利性。

刘建国教授也给居民提供了既务实又减负的建议：“居民要做的其实很简单，按照当地要求，做好分类投放，尽到自己的法定责任即可。如果能做到源头减量，特别是‘光盘行动’，避免浪费，就更好了。”

在刘建国看来，整个垃圾分类体系是一个分工协作的系统——前端居民按要求做好分类投放，中端做好分类收运，末端做好分类处理，环环相扣，各司其职，才能协同推进垃圾分类工作。

例如，末端的精细化分选处置，需要在居民端分类的基础上，进一步依赖技术赋能。

E20研究院固废产业研究中心负责人潘功告诉记者，根据《规划》，“十五五”固废处置的核心逻辑是从“处置优先”全面转向“资源化优先、能源化为主轴、填埋为战略保障”的高质量发展阶段，遵循资源化价值从高到低的梯次利用原则，避免高价值可回收物直接进入无害化环节，形成多层级利用链条。

按照这一核心逻辑，生活垃圾处置的第一层级是高价值物直接资源化利用。以废旧衣物为例，这是资源化层级最高的路径，不改变物质本体，能耗最低、碳减排效益最大。

第二层级是可回收垃圾的梯次利用，进行物质重构，把废弃物变回工业原料。以玻金塑纸为例，遵循“同类纯净物料再生、杂质逐级剔除”的梯次工艺，前端推行生活垃圾源头精准分类，后端建设大型智能化再生分选基地，通过前置回收体系以及智能化、自动化设备提升物料纯度，降低再生加工成本，让再生原料可以稳定对接下游制造业，形成“城市垃圾—再生原料—工业产品”的闭环产业链。

第三层级是生物质资源化，即有机质的定向利用。以废弃油脂为例，最大限度地将生活垃圾中的有机质流转到有机质循环中去。

第四层级是能源化利用。生活垃圾焚烧产生的热能用于区域供暖、工业用热或发电，实现化学能回收。

潘功认为，未来，在配套机制上可以通过源头分类、分级分拣体系划定物料流向，以碳减排指标激励梯次利用产业发展，构建“能用则用、原料再生、生物质循环、充分能源化利用”的生活垃圾闭环处置体系。

垃圾资源化利用已成趋势，需坚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目前，福建省厦门市的低值可回收物回收利用体系，为我国生活垃圾分类提供了一个成功的“全链条闭环”范本。

据了解，厦门市构建了“前端引导分类、中端专车直运、末端智能分选”的模式，不仅很好地促进各类垃圾的回收，还在末端运用光谱识别与AI技术，对奶茶杯、牛奶盒等复杂的低值可回收物进行自动化分选。

根据厦门市低值可回收物分选中心统计数据，低值可回收物综合选出率为60%，其中，饮料纸基复合包装占比约4%。从投资成本来看，低值可回收物再生利用相较于生活垃圾焚烧，其投资成本降低40%左右。

截至2025年9月底，厦门陆海低值可回收物分拣中心累计处理低值可回收物约4.79万吨，助力减排8.18万吨二氧化碳。目前，这一模式已在苏州落地实施，依托现有的城市垃圾分类体系建设，可直接衔接各地已有的可回收物收集桶、转运渠道，降低复制落地的硬件投入成本。

刘建国指出：“厦门市通过规模化分拣提升低值可回收物附加值，衔接末端再生处理企业形成闭环，同时可依托各地垃圾分类相关扶持政策，降低运营压力，其盈利模式和运营经验可推广应用到不同区域，并能有效适配各类城市的回收需求。”

尽管未来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将是一个长期的趋势，但正如住房与城乡建设部部长倪虹所强调的，垃圾分类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需坚持因地制宜、与时俱进。

“不同地区需结合当地实际进行系统考虑，动态改进，循序渐进。”刘建国教授从投入产出角度解释说，随着分出来的生活垃圾种类越来越多，量越来越大，品质会梯次下降，运输和处理成本反而会上升。

以厨余垃圾为例，刘建国团队研究发现，其分出比例存在一个“最优区间”，到25%—35%时综合环境绩效最高，超出后经济成本剧增，环境绩效反而下降甚至转负。类似的，那些沾染油污、成分复杂的塑料薄膜，从全生命周期看，回收利用的环境效益未必优于直接焚烧发电。

“因此，在当下产业链和监管制度尚未完全健全的阶段，尤其要警惕一种倾向，即‘低价值可回收物不能为了回收而回收，必须讲质量、讲规范、讲效益。’否则，就可能出现打着回收利用旗号、实则制造更大环境与健康风险的乱象。”刘建国说，但这并不意味着否定分类的方向——“总的来说，生活垃圾分类资源化的方向是正确的，但要科学、理性、因地制宜，不搞极端化一刀切，不盲目追求‘全部分、全部收’。”

文章转自：中国环境网